[2]检察机关的做法等千宣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效力只能及于抽象的法律规范，而不能溯及已经终结的司法裁判，无法保护公民具体的权利。
[17]依据这一观点，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之间并不存在紧张关系，例如宪法规定纳税义务实际上限缩了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立法者对该义务的具体化根本不构成对财产权的限制，无需进行正当性审查。基本权利属于具有原则属性的规范，社会权亦不例外，宪法并未要求社会权完全实现。
[3]参见刘馨宇:《宪法社会权性质的教义学探析》,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3期,第785-802页。[18]如果认定纳税义务直接限缩财产权的保护范围，那么则意味着国家征税权在宪法上不存在实质边界，至多仅存在税收法定这样的形式边界，这显然不符合制宪者的初衷。例如税法可以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形下免除特定群体的纳税义务，这并不违背作为原则的宪法纳税义务规定。基于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权，并未将社会权实现与否和实现程度的问题完全交给立法者来决定。[4]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如果社会权被写入宪法，那么立法机关应当依照公民的请求积极创设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否则即会导致立法不作为或不充分作为进而违宪，这将使提出请求权的少数公民获得干预民主立法的空间。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私有财产权首先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存续，不具备宪法正当性的征收应被宪法所禁止，国家不得实施这类征收行为。虽然基于权利本位理念，基本义务的这一范围不得同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那样被宽泛界定，但在不同的基本义务之间仍然可能存在紧张关系，例如公民往往无法同时履行劳动义务、依法服兵役义务、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等。近年来，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引入了行政任务视角。
[32]［英］马丁·米诺格、查理斯·波里达诺、大卫·休莫：《超越新公共管理》（上），闻道、吕恒立 译，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95页。[39]换言之，以效能的实现为目标，衡量行政任务与行政手段是否匹配，是规制、规制法研究的重要内容。[31]［德］汉斯·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3卷），高家伟 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68页。而且，即便得出结论，也不见得就一定是一劳永逸的。
[42]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是，有三种情形除外。
[20]以国家和市场为例，国家干预往往以市场体系和机制的缺陷为前提，或者国家干预至少有市场失灵为其正当性提供依据。[10]宋华琳教授则提出了应当以行政任务为导向配置政府职能[11]，行政任务取向下的行政组织法要致力于研究，法律如何塑造、支撑乃至影响行政组织的内在结构，从而有助于行政组织作出正确的行政决定[12]。[39]参见［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5页。即便行政任务的完成与收益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也应该是收益计算的重要且核心的部分。
最后，行政法学传统为研究之便利，在逻辑上将零散分布、数以万计的所有关于行政的法规范，大致上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活动法（更传统的术语是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三个板块。例外的是200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该法关于行政许可设定的实质性标准和事前听取意见、事后进行评价的程序性建制，实际上提供了行政组织合法化的开放、反思路径。在此基础上，或可在组织行政所涉及的机构、职能、编制、资源、手段、程序等与行政任务之间建立关联，提出检验组织行政是否与效能原则相符的若干向度和考量因素，从而使组织效能原则具有更加实质的、可确定的内涵。科层制是经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充分界定和描述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习以为常的。
现代组织法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合作方式和私有化类型。[4]参见应松年、薛刚凌：《行政组织法基本原则之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3-15页。
[21]其内含的原理是显然的：政府不必为此浪费公共财政进行相应的组织，可以将资源用在其他需要之处，自然可以促进政府的效能。这显然需要在行政许可一般程序基础上进行特别设计。
[59]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反复酝酿之后形成的。正因为如此，对程序进行类型化处理，将不同类型程序适用于不同的任务和手段，是组织打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组织效率/效能原则虽被一些行政法学者所认可，但是，其作为行政组织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的系统阐发，仅有二十余年。甚至，行政法主流学说并不将它纳入视野之中，而是有意无意地把它划归行政学领地。具体阐述如下：（一）行政的组织之政治性与实体裁量性按照前文关于行政的组织之广义定位，行政的组织涉及的事项之性质、大小、规模、繁简程度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然而，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时并不简单，不会像曾经的郑州市馒头办[46]事例那么容易得出该撤的结论。[68]（三）组织效能原则的实质内涵和开放、反思性质组织效能原则并非是一个程序的或过程的原则，不是像正当程序原则那样只需过程要求（如听取意见、有利害关系的应予回避、决定送达等）得到遵循即可。
而且，往往有着多种组合性方案供组织建构者选择。[6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2018年12月29日）第五条第（四）项。
肖建国：《程序公正的理念及其实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3-18页。至于何种手段能够有效地实现行政任务，已非传统行政行为法学建立的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概念工具箱可以提供选择和判断基准的。
尽管在具体事项上，该问题未见得会有容易的答案、认识一致的答案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是，似乎已经成为当今许多国家改革政府之共识的是，若个人、市场和社会对事项的处理更有效，或者至少其效用不亚于国家，那么，国家就不宜介入，[20]就不宜确定其为需要行政之手来完成的任务。以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作为发展之基础，就会使政府在是否放开市场、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有一种谨慎、保守的立场，一放就乱的担心始终束缚着效能改革的手脚，从而无法真正检验个人-市场-社会自治是否可以更有效，[48]相应的政府职能（行政任务）是否可以放手或转变，行政组织是否可以更加精简。而且，其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比例：规制的成本应当与收益相当。消极的国家义务主要是针对基本权利中自由权为主体的消极权利，这些人权的享有与实现要求国家对其不加干涉或不予侵犯。
韩大元教授指出：从宪法规范的结构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义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自发调解手段对于行政手段的优先性，能够靠市场解决的问题不要采取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2]该文阐明了组织效率原则的涵义、存在理由、具体要求以及确立该原则的意义。
虽然每次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的表述不同，但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完成是一以贯之的。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将该条修改为第51条，一方面，提高标准、扩大其适用范围，即对公民处以20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这就给整体效能评价带来难题：究竟是尊重负责人裁量权，根据裁量者给出的优先序位和权重，判断该组织的整体效能呢？还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尤其是出现舆情爆雷时，判断裁量者有没有合理配置资源于不同任务，即有没有合理地安排权重、实现整体效能？又或者，提前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给出任务的优先序位和权重，限制组织负责人的裁量空间，也同时限制了其应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进行不同选择的灵活性？（五）行政任务是有短期和长期效应的最后，行政任务完成与否、是否高效高质地完成，大致上有可以短期内予以检验和需要长期监测衡量的两种情形。例如，越是地方性事务或执行性事务，就越需要由地方行政组织来承担，尽管地方行政组织独立程度、上层行政组织的监督程度并无完全一样的设计。
[22]参见贾圣真：《行政任务视角下的行政组织法学理革新》，载《浙江学刊》2019年第1期，第173-174页。[73]近年来，新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兴未艾。[68]参见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4页。关键词: 行政的组织 行政任务 组织效能原则 行政组织法 开放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在行政法领域，将效率或效能原则作为行政组织法基本原则之一的主张，提出的时间略早于将该原则作为行政法一般原则的观点。
而政府购买农民工服务又关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劳动力转移，关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关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和现代化建设使其城乡人口资源在各区域、各领域中的优化配置。[40]由此，行政手段的考量比以往要更加牢固地锚定在行政的组织过程中。
[2]简单提及行政组织法治建设应当助力于提高行政效率或效能的早期文献较多。行政任务是否符合个人-市场-社会优先原则，行政任务与组织形态、资源配置、行政手段是否匹配，行政任务的履行程序是否合适等，都是组织效能原则对行政的组织进行检验的向度。
显而易见，该原则是有实体规范要求的，是要在投入（手段）与产出（目标）之间进行衡量的，是要在前文所提多个向度作为检验标准而展开的。以2022年的修正为例，《地方组织法》增加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可以共同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加强区域合作。